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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韩非子说：「 ”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 西汉司马迁说：「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唐代杜甫说：「 ”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北宋王安石说：「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近代梁启超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商鞅 中国历史上对于商鞅及其学说、政策的评价不一而足，褒贬不一。 商鞅出生于卫国一个没落的宗室贵族家庭，姓公孙，人们称他为公孙鞅或者卫鞅，后来因为他在河西之战中率领秦国军队打败了卫国，秦孝公把商这个地方赐给他，封号「 ”商君”，因此后人就习惯上叫他商鞅。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通过改变礼制来教化百姓，但是他又担心百姓议论、批评他，所以犹豫不决。 一天，秦孝公召开朝会商议变法事宜，来到秦国的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接见。面对秦孝公的犹豫，商鞅斩钉截铁地说：「 ”您应该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怕天下人议论您。况且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可以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可以使百姓获益，就不必遵循旧有的礼制。”由此，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同时，商鞅针对甘龙、杜挚反对变法的意见，提出了「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也就是，商鞅认为，礼制和法令都要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这就为变法的实施提供了舆论基础。 公元前356年，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第一次变法。 在变法前，为了取信于民，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诺：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就奖励他十金。商鞅见围观的百姓只是叽叽喳喳地议论，却没有一个人上去扛木头，于是把赏金增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个人抵挡不住巨额奖金的诱惑，面对可能被戏耍、被嘲笑的结果，把那根三丈长的木头从南门扛到了城北门。商鞅立即奖励了他五十金。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 ”徙木立信”的故事。当时，通过这一举动，商鞅在百姓心中树立了威信，大家开始相信，商鞅变法是动真格的，令行禁止，任何人都得遵从，没得商量。 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实行连坐之法”，使得秦国日渐强大起来。 商鞅在秦国执政近二十年，使一度被称为「 ”以夷狄视之”的秦国跻身强国之列。 但商鞅变法也严重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在秦孝公的庇护下，商鞅尚能于政治舞台上施展拳脚，大放异彩。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商鞅最终难逃被车裂、灭族的命运。 商鞅虽然被诛杀，但新法并未被废除，后世秦国君主仍然多遵循其法，这也使得秦国逐渐在诸雄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 商鞅变法，被历代改革家们视为变法成功的典范。而商鞅本人也被称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商鞅将「 ”法”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 ”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偏私；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他抨击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 ”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 ”先王之教”；他提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懂；他主张以法官、法吏为师，给百姓解释法令，以使百姓知道法令的具体内容。 不过，商鞅法治思想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这也是司马迁、贾谊、杜甫、朱熹等人批评商鞅的根源。 在商鞅看来，国家和民众是对立的，民富国便不强，国强民便不能富，如果想强国，就要让百姓保持贫困。 商鞅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统称为「 ”六虱”，他认为，只有保持贫困，百姓才会有奋进的力量，因为一旦富裕起来，百姓就会琢磨些奇技*巧，就会去追求「 ”六虱”，而这些是不利于国家的强大的。 商鞅主张严刑峻法，他的法令是建筑在压制百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凡是政令、法令，都是不容置疑的，百姓们不得 *** 、不许议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的风云人物也在时间的长河之中，沉沉浮浮，却从来没有被抹去、被遗忘。历史总能以它独特的厚重与深远，给我们最好的交代。
商鞅，使积贫积弱的西戎秦国破茧重生，息兵戈国殷富，继而立威诸侯，无敌于天下，商鞅于秦有再造之功，故而也被盛赞“法学之巨子”。然而太史公司马迁却在修编商鞅传记时慨叹“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这正如商鞅的辉煌成就与晦涩结局，相悖却也是必然。《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亦名公孙鞅、卫鞅）出身卫国国君后代，虽家门没落，但仍属贵族。
故而商鞅自小就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学成出阁后拜入魏国公叔痤门下，公叔痤身居相国高位，相国府人才辈出，商鞅即是其中之一。但数十年内，商鞅虽然极具才华，却仅仅属于公叔痤的家臣门人，屈居“中庶子”，中庶子一职为相国侍从，并无显赫地位，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为了保住自己的相国之位，公叔痤直到临终前，才肯开口向魏惠王举荐商鞅。
彼时为公元前361年，商鞅已经34岁。然而令商鞅始料不及的是，公叔痤竟然同时告诫魏惠王“不用鞅，必杀之”，商鞅闻听心灰意冷，不久得知秦孝公嬴渠梁下《招贤令》求贤，遂伺机西走奔秦。秦孝公座下有一近臣心腹景监，有了景监不遗余力的再三举荐，商鞅才得见秦君嬴渠梁。公元前359年，商鞅发《垦草令》，拉开变法的帷幕，3年之后，商鞅晋为“左庶长”。
截止公元前338年，商鞅入秦21年，历2次变法使秦国逐渐富裕强大，而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出奇计强秦者，吾与之分土”的承诺，将卫鞅封为商君，赐15邑。然而商鞅却也树敌甚众，诸如太子嬴驷、嬴渠梁大哥赢虔以及老氏族名臣甘龙等等，此一等皆对商鞅恨之入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嬴渠梁病逝，嬴驷即位，大秦风云变幻暗流涌动。
嬴渠梁死讯传来，赢虔立即联合老氏族，向嬴驷告发商鞅十大罪，商鞅自知身陷漩涡必死无疑，于是四处逃窜，最终退回封地募集乡勇，与嬴驷人马对阵。鱼死网破殊死一搏，商鞅严酷变法最终死的却非常狼狈，其死后，全家连坐被诛，这正是商鞅所立的“什伍连坐法”，一人有错，邻里连受，他最终也因此葬送自己祸及全家。
商鞅被处以车裂之后，故人皆避之不及，唯有几个忠义的门客悄悄收敛其遗骨，埋葬在陕西合阳秦驿山下。当地县志记载，两千余年间，商鞅墓虽简陋荒芜，坟冢却保存完好，冢前还有商君古碑。1970年，合阳洽川的乡人平整土地时，将商鞅墓墓冢铲平，墓室也被整个挖穿，考古学者得知后连夜前往勘测。
学者介绍，在前往商鞅墓的路上，他们还曾抱有一丝希望，希望能在商鞅墓内发现《商君书》抑或商鞅其他的著作，哪怕是三五枚腐朽的竹简，也足以称得上无价之宝。然而到达墓地后，众人却惊诧不已，因为所谓的墓室早已被毁，仅剩一滩烂泥，别说竹简，就连一片棺椁抑或是半截残骨都没有找到，寒酸的令人惋惜，这也成为无数考古学家的一桩心头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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