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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欣，女，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国家法官学院教学部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研究领域：司法制度，刑事诉讼程序模式的比较研究、法社会学以及法官培训模式研究。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和司法部一般课题研究，参与中欧遏制酷刑合作项目。在法学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从对抗到和谐》、《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排除规则的思考与构想》、《刑事诉讼家庭模式的再评价》、《论一事不再理原则》、《论法院文化模式》等二十余篇，参编、合著学术著作和教材《刑事审判学》、《中华法学大辞典》、《刑事诉讼法学》（教育部重点教材）等十余部，合译《反酷刑手册》，专著有《刑事诉讼模式的文化结构分析》等。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这个规定的出台对克服现存的司法尺度不统一的现象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与其他国家判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胡云腾：首先，实行案例指导制度的机关不仅是人民法院，而且还有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也就是说，今后的案例指导制度有三个系列，公安指导案例系列，检察指导案例系列和审判指导案例系列，分别指导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工作，这与其它国家的案例或判例一般仅指法院的判例有很大区别。
其次，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是正确适用法律和司法政策，切实体现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一致认可，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案例。
所以，指导性案例一定是反映司法公正、受到人民群众称赞、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案例，它是案例中的精品案例、模范案例，是法官审判执行工作应当参照的楷模，是宣传法治活生生的实例，是树立法治和司法权威的典型，是理论研究的生动素材，是体现司法智慧与审判经验的载体。
这与我们通常对国外判例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与我们以前想象的案例指导制度也有差别。
再次，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从其性质上看是解释法律的一种形式，更准确地说，是解释宪法性法律以外的国家法律的一种形式，如有关刑法、刑事诉讼法、物权法方面的指导性案例，实际上起到了解释、明确、细化相关法律的作用。
在此需要明确的是，指导性案例所具有的明确、具体和弥补法律条文原则、模糊乃至疏漏方面的作用，不是造法而是释法的作用。
因此，指导性案例是法官释法而不是法官造法，是总结法律经验法则而不是创制法律经验法则。
最后，人民法院实行案例指导制度，就是要把那些具有独特价值的案例发现出来、公布出来、树立起来、推广开来，充分发挥这些案例独特的启示、指引、示范和规范功能，让广大法官能够及时注意到这些案例，及时学习借鉴这些案例所体现的裁判方法和法律思维，并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做法，公正高效地处理案件。
因此，构建案例指导制度，根本缘由是适应公正处理各类案件的具体需要，坚持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平等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实现裁判尺度的统一和司法个案的公正。
案例指导制度的探索与发展过程
记者：我国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缘起于何时？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胡云腾：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开展案例研究和探索构建案例指导制度，历程相当久远。
新中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法院就很重视案例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就通过编选案例来总结审判经验，指导法院审判工作。
可以说是把总结的案例规则和审判经验当作法律加以应用。
改革开放之初，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破坏军婚的案例，开启了用案例解释法律的尝试。
1985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开始刊登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
当时还要求，公报刊登的案例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确定。
这一做法，标志着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实际诞生。
25年来，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例的做法后来没有坚持下去，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案例视为指导性案例进行参照或研究。
因此，我个人认为，应当把1985年视为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实际诞生之年。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设立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要任务是编辑《人民法院案例选》，供全国法院裁判案件时参考。
不久，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后来的国家法官学院开始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合作编辑《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这是当时两种影响最大的案例著作。
进入新世纪，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庭，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很重视编辑、出版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与此同时，专家学者编写出版的案例著作，教材，读物也日渐增多，形成了案例研究百花齐放、成果丰硕的局面。
这一阶段的案例研究，发挥了以案例分析法律，以案例丰富法律，以案例普及法律的作用，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规定的主要内容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内容有哪些呢？
胡云腾：《规定》只有短短的9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明确了指导性案例发布的主体。
开宗明义规定，对于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
二是列举了指导性案例的选择范围。
即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案例：1、社会广泛关注的；2、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3、具有典型性的；4、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5、其他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
三是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工作机构。
为了做好案例指导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设立了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指导性案例的组织、审查、编纂工作。
四是明确了案例指导工作的程序。
包括推荐程序、审查程序、报审程序、讨论程序和发布程序等。
五是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问题。
明确规定，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
六是明确了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清理和公布问题。
即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符合《规定》所规定的指导性案例条件的，应当重新公布，没有在重新公布之列的，不再视为指导性案例。
若干问题的深层次解读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内容虽然不多，但是已经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规定中的“类似案件”、“应当参照”、“具有指导作用”等字眼都显得有些模糊。
也有法官提出既然《规定》中是参照，就不是必须执行，应当允许有条件的例外。
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的？
胡云腾：《规定》发布以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在理解《规定》的有关内容时产生了一些疑问。
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规定》的实施细则，对一些不明确的问题加以明确。
这里，我仅就《规定》的一些不明确问题，谈几点个人看法，不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意见，更不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纯粹是个人理解。
目的是抛砖引玉，以便引起大家思考，帮助我们起草好将来的实施细则。
一是如何理解“类似案件”。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深入研究。
我的理解是，类似案件就是相似或者相同案件。
包括行为类似案件(如利用虚假诉讼诈骗他人财物或者利用网络诽谤他人)、性质类似案件(如罪名相同和民事案由相同案件)和争议类似案件(即案件中争议的问题相同，如知识产权案件中同一种商品的理解与认定问题)。
这里的类似不仅指结果类似、数额类似或者某一个其他情节类似。
二是如何理解“参照”。
我的理解是，参照就是参考、遵照的意思，即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处理不相类似的案件时，可以参考指导性案例所运用的裁判方法、裁判规则、法律思维、司法理念和法治精神。
处理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案件时，要遵照、遵循指导性案例的裁判尺度和裁判标准。
三是如何理解“应当参照”。
应当就是必须。
当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而未参照的，必须有能够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既不参照指导性案例又不说明理由，导致裁判与指导性案例大相径庭，显失司法公正的，就可能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当事人有权利提出上诉、申诉。
四是裁判文书是否能够引用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依据。
《规定》没有明确，对此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引用，第二种认为不能引用，第三种认为，可以作为裁判说理引用。
对此需要具体研究，征求意见。
我个人的看法是，考虑到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具有解释法律、指导裁判的性质和作用。
因此，至少可以作为裁判说理来引用。
五是指导性案例的形式。
《规定》对此没有规定，我们在比较研究国内国外、境内境外的相关案例、判例以后，初步设想，采取四个部分的形式，第一部分是首部，包括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名称、类型等。
建议采取“法例”加年份加案件类型加序号的方式，如“王某某利用信用卡套现构成非法经营案，法例(2011)刑字第1号”；第二部分是指导要点，主要是对指导性案例指导价值、作用的归纳；第三部分是案情介绍，主要是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归纳；第四部分是裁判结果与理由，主要归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结果和充分的说理。
六是指导性案例的工作与发布机制问题。
我们正在起草指导性案例的推荐标准和具体的规范格式。
初步考虑是，要做好案例指导工作，需要充分发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积极性、法院系统以内和法院系统以外的积极性，建立理论界与实务界相互支持、四级法院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
至于高级人民法院等地方人民法院乃至有关业务部门能否发布、编辑案例的问题，《决定》对此没有明确，这是下级法院和有关方面很关心的问题。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在讨论中已经明确，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以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总结案例审判经验，发布供本辖区法院参阅、参考的案例。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庭、事业单位可以继续编辑出版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但不得称为指导性案例，不得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冲突，不具有应当参照的效力。
总之，《规定》所确立的案例指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对于实现公正高效廉洁司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立这项制度，有赖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而要把这项制度用好，使之切实发挥作用，更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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